十九岁起我不再讨厌徐抗战和我外公，我开始讨厌我五爷爷。我十五岁那年五爷爷用一盆狗血改变我弟弟的性格，让他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王，变成了一个闷头葫芦，那个时候我并不讨厌他，无论从他还是从我的角度来看，都是为了我弟弟好。可十九岁的时候五爷爷给我的前途下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断语，于是我开始讨厌他。
十九岁时我考上的那所大学里有个“矿”字，我五爷爷自以为是地认为，进了那所大学出来后一定会去煤矿挖煤。一天下午他神秘兮兮地来叫我帮他去挖萝卜，我本来想要拒绝，可是想到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我想还是算了，以后说不定真的要像我奶奶说的那样，某一天要坐上飞机出国留洋。
那么我应该尽我所能给我这些朴实的乡亲们留下一点好的印象，以供我出人头地的年月里他们慢慢品味，相互交流。
我扛上一把铁锨跟着五爷爷下了地，撅着屁股在他的萝卜地里劳作了整个下午，手上还磨起了两个血泡。回家的时候我母亲正在厨房门前的空地上烙煎饼。五爷爷炫耀功勋似地抓起一张煎饼卷起来就往嘴里塞，然后嘟嘟囔囔地对母亲说：“这孩子不适合上这个学，你没看他，锨都不会握，以后毕了业怎能挖得了煤！”
我母亲竟轻信了他的鬼话，跟着他一起唉声叹气，最后眼角里竟然迸出了泪花子。
我不相信我从山上破庙里一路走来，十几个春秋寒窗苦读的结果就是为了毕了业去挖煤。但是五爷爷的话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杨恨苏，他大学毕了业还不是得去做马路橛子？
我无法相信五爷爷给我判断的结局，我细细回想自己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除去在山上破庙里那一年，其余时间我还是很用功的，这一点我绝对敢对灯发誓。
但山上破庙里那荒唐的一年也不足以成为我终将去挖煤的必然理由。
我进入山上的破庙那年五岁，之后有很多年我恍惚觉得当时的同位就是杨抗震，那个和我打赌输给我半块橡皮的家伙。可杨抗震矢口否认，他说那时候他正在山下的小学里读第二个一年级。
那我身边的同位是谁？我始终想不起来，后来李小燕在帮助我回忆的时候说出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去他的！爱谁谁吧！输了块橡皮都能切掉一半的家伙。
在庙里那一年我得承认是荒唐的，整整一年我只学会了一首儿歌“来来来来我们是海军”，另外还学会了吃纸。此处澄清，吃纸不是因为饿，好像是因为争论到底我们班上谁最厉害，能配得上“霍元甲”的称号，结果不知怎么地就以敢不敢吃纸打赌，结果全班小朋友都吃了。而第二天全班都后悔了，因为据跑到邻村看电视的人回来说，现在霍元甲不是最厉害的了，厉害的是海灯法师。
我那个不大地道的同位带头吃了一张纸之后说，我以后就是海灯法师了。结果很多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只有霍元甲才吃纸，海灯法师得比翻跟头，于是大伙又在石头满地的庙里翻跟头。我不幸在翻跟头的时候鼻子撞在了石头上，血流不止，没当成海灯法师，所以整整一天都眼馋地看着他们念“阿弥陀佛”。
在庙里上幼儿园的时候学费是十三块，结业的时候老师找回来八块。我花了五块钱学会了一首儿歌、吃纸、撞破鼻子之后升入了一年级。
到山下小学报名之前我已经认识了九个字，这九个字得自于两条标语，一个谜语。两条标语是“力争上游”和“自力更生”。
“力争上游”是残留在大队部面向村子的一面大墙壁上的，大队部的墙壁是由青石砌成，那四个大字占据了整整一大面墙壁，字是由白漆刷上去的，分外显眼。
“自力更生”则是我们家的标志，在我进入山上的寺庙前夕，我们家后院新建成一座平房，就是在这座平房里我被裸露的电线触的浑身抽搐，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事。平房落成后，我爷爷别出心裁地在平房的廊檐下用不锈钢焊接了四个大字，周边以钢铁材质配以框架，弄的很像那么回事。那四个字就是“自力更生”。
至于那一个谜语所打的字是“碧”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经常要我猜这个谜语，有时候一天都要猜上好几次。后来我才明白，我奶奶并不是真心要我猜字，而是把那个谜语当成了哄我玩的儿歌唱给我听的。
谜语是“王老太太白腚帮，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腚帮是我老家的俗语，就是屁股，这是相对于脸叫腮帮而言的。我奶奶唱着这个唱词的时候无数遍地给我解释，谜底是个“碧”字，因为“王”加“白”下面一个“石”字刚好是“碧”。
我奶奶每次唱完谜语就要给我解释一边谜底，她每每乐此不疲。只可惜这个谜语也是她老人家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她本人并不识字，她只知道“王”加“白”下面放块石头就是个“碧”，但涉及其中的三个字长什么模样她老人家并不知道。
因为“力争上游”太过显眼，“自力更生”又是我家的标志，而“碧”字几乎每天都在我耳边出现，我无可逃避地认识了这几个字。虽然入学前就认识了九个字，可我并不能真切地领悟一些词组的意思，比如说“父母”。
我到山下小学报名，校长季合作负责给我们新入学的小学生登记，季合作每年都亲自给新入学的学生登记，以此显示他是学校的主人。报名那天我母亲叫我跟着其他人一起排队，她自己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交流最新的织毛衣的技巧，她们称之为“花扣”。
我母亲因为聊“花扣”上了瘾，我排到了季合作面前的时候她并没有跟过来。季合作问我：“父母姓名？”时年七岁不到的我并不知道“父母”为何物。责任当然在季合作，他本应该问：“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可他偏要整洋相，证明他喝过墨水，嘴里说的都是文辞。
季合作连连追问我并不了解的“父母姓名”，被逼急的我吓的大哭，我母亲赶过来劈头盖脸训了季合作一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终有一天我要用母亲赠予季合作的称呼报仇。
我母亲当时冲着季合作说：“龟孙，你姑太叫什么你会不知道，以后再敢难为你舅爷，小心我收拾你！”季合作一脸讪笑给我登了记，但也自此开始折磨我的耳朵。
我小学期间季合作折磨我的耳朵是有频率的，一到三年级折磨的相对频繁，三年级至四年级停顿了两年，五年级又折磨了一年。三年级至四年级季合作终止折磨我的耳朵两年，多年后我和傻蛋杨抗震讨论这件事，我认为季合作那家伙肯定是迫于我“神童”的威名，不敢下手了。谁知杨抗震又反驳了我一回，他说：“你就扯淡吧！季合作三年级到四年级不拧你耳朵那是因为你爸当了村主任！”
我真的把我爸当上村主任的茬给忘了，三年级的时候新任村支书徐抗战找我爸谈话，要他出任村主任。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村里整整有八年都要压负荷支持城市的电力供应，电灌站没电抽水，麦收后的稻田一滴水都没有，稻苗支楞在龟裂的地皮上，无精打采的神态每根都各不相同。我爷爷自力更生的打铁铺生意倒红火，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要到他的打铁铺买些必须的农具，我爷爷的腰包率先在村子里鼓了起来。
在我三年级的某个夏天的下午，我爷爷带上我爸，步行去了趟庄，回来的时候我刚放学。我爸开了辆崭新的拖拉机，我爷爷坐在车斗里，车斗里除了我爷爷，还装着一台“飞跃”牌电视机，一台“长城”牌吊扇，一台“北极星”牌座钟。
虽然因为停电电视和吊扇在那个夏天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拖拉机却在停电的当口大显了一把神威。拖拉机买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喷灌机的，我爸在停电的那个夏天，开着拖拉机四处为乡亲们浇地，当然是有偿的。除去免费的柴油供应，各家会在晚间请我爸喝场酒，再有，会给些钱。
我爸浇了全村的稻田，喝了全村各家的酒，收了各家的钱，但惟独没有喝徐抗战家的酒，也没收他一分钱。在那个夏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徐抗战走进我家，和我爸商量村主任任职的问题。
徐抗战是晚上来的，他喝了我们家的酒。时隔多年，我甚至记得清当时桌上的菜肴，一碟花生米，一碟凉拌黄瓜，一碟调藕片，一碟苹果罐头，一个炒鸡蛋，一个小炒鸡，一个炒野兔，一个红烧鱼。
因为记得清那满桌菜肴我曾为这事给我的心理医生解释我的记忆力很好，而且逻辑思维也不差，这些菜肴本来已经模糊了，只不过我回忆起那个年头能端上酒桌的菜能有什么，而且徐抗战是我们村，接待他一定是最高规格，所以肯定是这些菜。
我之所以要向我的心理医生解释这些菜，是因为他认为我太过感性，缺乏逻辑思维。他得出这个结论是缘于我给他说了我进小学之前就认识字，我说我当时已经认识了九个字，结果他说我逻辑思维欠缺。他对我说，我其实只认识八个字，因为“自力更生”和“力争上游”中都有一个“力”字。
为了证明我的逻辑思维并不差，我向心理医生列举了当初我们家招待徐抗战的那桌子菜。
那桌菜徐抗战吃的很满意，到最后只给我留下了一点花生米。我爸谨小慎微地陪着徐抗战喝酒，酒也不是好酒，是三块八毛钱一瓶的“兰陵二曲”。酒喝到有点面红耳热之际，徐抗战提出要我爸出任村主任。
我爸起初拒绝了，他解释说自己并不会当干部，务弄庄稼还成。再说了，现在村干部是要发动全村人投票选举的。徐抗战直说我爸没有上进心，干部也不是胎带的，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干部，这东西你得学，学会了就会当了。说到选举，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
徐抗战认为选举是件很简单的事，到底如何简单我没有在饭桌上听到，我妈看我对着桌子上的菜一直在咽口水，实在丢人，在徐抗战说到简单事的时候把我撵出了家门。
可是那件简单事里竟然有我的任务，我吃了徐抗战吃剩下的花生米，所以不能推脱我爸交给我的任务。本来任务是交给我姐的，她没敢和我抢徐抗战吃剩的花生米，所以我爸在布置给她任务的时候，她向我发难，她说：“谁吃了花生米让谁干去。”
于是有将近半个月的晚上我跟着挎着篮子的母亲在村里各家各户进进出出，篮子里装的是我爸开着拖拉机在台儿庄批发来的劣质烟酒。
我爸顺利当选村委会主任，自此有两年季合作没有再折磨我的耳朵。
我爸当选村主任之后，晚上我妈又不得不时常接待各家各户过来拜访，而后我家的小东屋里逐渐堆积起更多的劣质烟酒，我爸还得时不时的开上拖拉机去台儿庄，他要把这些劣质烟酒拉倒批发部低价卖掉。
我从心底里反感我爸当了破村官，因为我对小东屋觊觎很久了，十来岁的我还和奶奶挤在一张床上，我想和奶奶商议，一个人搬到小东屋去住。那些劣质烟酒占据了我向往已久的住处，我恨死了它们，当然也恨上了我爸的村官。
在我看来，我爸当上村主任唯一的好处就在于季合作不再折磨我的耳朵，而且他还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跑到山里采来新鲜的桑叶，然后打成捆摞在我家大门前。
那时候我家在养蚕，季合作送来桑叶后并不偷偷溜掉，而是嘴巴贴着我家大门缝对着里面轻声喊叫：“姑太，桑叶我摞在门口了！”每次总要我妈响亮地回答一声：“知道了！”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可到了五年级季合作又开始折磨我的耳朵，不过桑叶他还是继续送。季合作的说法是，我面临小升初考试，拧我的耳朵是在提醒我要每天上进。
虽然我怀疑他再次折磨我的耳朵起因是他超生了一个男孩，在送到我家一堆劣质烟酒后，村里还是罚了他一些钱，他拧我耳朵只是在泄愤。但季合作用我要升初中做了挡箭牌，我只好哑巴吃黄连，苦水只能咽在肚子里。
季合作再次折磨我的耳朵持续时间并不长，不久后我爸被调往了乡里，做了土地办主任，季合作往我家送桑叶送的更勤了，有时候甚至发动学校的学生采了桑叶往我家送。
我爸调到乡里也是机缘巧合，那两年我舅舅发了点小财。
我舅舅的小财是从广发起来的。我十来岁的时候我外公虽然屡屡用“将来以后……”教训我舅舅，可我舅舅并不接受他的教训，常常往返于老家与广之间。舅舅每次都是空手走，回来的时候就会倒腾回来成车的双卡录音机，电子手表或是服装。
舅舅烫了“大花头”，头上顶着很多绺小卷卷，每次回家，我也不懂事地跟着一群半大孩子追着他叫：“波浪卷，大花头，羊屎蛋子屙满头！”
顶着一头羊屎蛋子的舅舅本来并不入我爸的法眼，可舅舅兜里的钱却成了他进步的阶梯。
我们乡里的一把手，李学军犯了错误，越级配用高档轿车，被人举报了，据说县里里面正在研究成立工作组，很快就有人下来查证。
我爸本来并不认识李学军，虽然在乡里召开的会议上见过，那也只是坐在会场的角落里远远看着李书，我爸甚至连招呼都没和李书打过。
可在某一天晚上，我爸和几个朋友在乡里喝酒，喝醉之后邂逅了同样醉酒的李书。我爸和大多人一样，喝醉酒后有酒胆，我爸仗着酒胆和李书打了招呼。李书并不知道眼前和自己打招呼的人是谁，只不过喝醉了酒后还想接着喝，于是两个人重新找了一家酒馆又喝上了。在那次酒桌上，李书向我爸提到了高档轿车的事，醉酒的我爸当即拍着胸脯保证，这事他担着。
醒酒后的李书已经忘记了我爸，我爸却不能忘记李书。忘不掉李书在酒桌上和自己称兄道弟，我爸积极思谋如何帮助李书拜托困境。我爸最终的计议是要求我舅舅将李书的轿车买下来，如果上面的人查下来，就说李书是我舅舅的朋友，借他的车开开过过瘾的。
我爸带着舅舅去拜访李书，李书当然已经忘了我爸，我爸只好帮助李书恢复记忆，然后提到了高档轿车的解决方案。李书因为轿车的由头恢复了对我爸的记忆，然后再次和我爸称兄道弟。我舅舅当时正要买辆车，刚好赶上李书的车子即高档，又因为是二手，折了价，两方面都合适。
车子被我舅舅开回了家，不久我爸被李书安排到土地办任主任，季合作再次停止了对我耳朵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