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的某一天，具体是哪一天已经没人记得。我的身份证上显示是五月十四日，我从心眼里排斥这个数字组合，这个数字组合的谐音已经很让人腻歪，后来在书上看到某位大人物刚好是五月十四日自杀的，我更不愿接受这个生日了。
我的生日理应被记住，我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长房长孙，就像我的爷爷和父亲一样，不仅生日被整个家族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走在村子里时时受到礼遇。事实是我的生日被无情地忽略了，忽略在了一场闹剧里，这闹剧倒好像是我爷爷强加给我的礼遇，我在出生当天就被他老人家抱出了医院，偷偷抱回了家。
我上面有个姐姐，我姐姐的出生致使我们家长房长孙这个位置不再稳固，我爷爷唉声叹气地过了近两年，终于盼来了我。我出生于五月中旬绝对没错，因为我们乡的卫生院里挤满了灌胃的妇女，妇女有老有少，老的是婆婆，少的是儿媳。
我们老家那地方每到五月中旬卫生院里都是那副景象，五月中旬是小麦即将收割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做家庭动员，平日里素不搭腔的儿媳和婆婆无可避免地要在家庭会议上唇枪舌剑，家庭矛盾总在这个时节集中爆发。爆发了矛盾的家庭里就会有婆婆或儿媳喝点农药示威，结果只能用板车拉倒卫生院去灌胃。我们乡的卫生院据说对灌胃的技术掌握的比较独到，因此五月中旬的时候往往门庭若市，日夜挤满了各村拉来的平板车。
有鉴于此，家里决定将母亲送到临乡去生产，这个决定无形中增加了我失踪后大家搜寻的难度，我上面已经说过，爷爷是将我偷偷抱走的。
因姐姐抑郁了两年的爷爷又因我的到来欣喜若狂，他老人家迫不及待地要向乡邻展示长房长孙的风采，于是在母亲熟睡，其余人去吃午饭的时间将我抱出了医院，然后撩开两条长腿，步行十五华里回了家。据爷爷后来供述，我在他怀里颠沛流离期间不曾哭闹，甚至一觉没醒，爷爷逢人就要展示长房长孙，无论人家愿不愿意看我，我更没有异议的可能。
我的反抗是在到家之后来临的，因为突如其来的饥饿，我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哭声，我爷爷慌了，经人提醒，他知道我饿了。村里没有哺乳期的妇女，他无法为我找到临时奶妈。老爷子临危不乱，急匆匆地跑到大队部买了一袋冰糖，又到村西杨建国家挤了一搪瓷缸子羊奶，然后在他的打铁炉里热了一壶加冰糖的羊奶。我也很给他老人家面子，将那壶羊奶喝的一滴不剩。
这里交代一句，我爷爷是个铁匠。
我的铁匠爷爷偷偷抱走我的闹剧上演了近三天，直到从医院回家的奶奶发现了我，奶奶说我连喝了三天羊奶，身上一股膻味。我爷爷展览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全村两百八十户人家，三天时间我还只在爷爷的怀抱里拜访了不到两百家。奶奶和爷爷恶吵一架，抱起我回了医院，大家都在为找我急的团团转，爷爷是因为我的出生乐昏了头，结果竟然是没人记住我出生的日子，包括我母亲在内。
每次想到我生日的事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即便我没有长房长孙的头衔，我不那么重要，一个孩子的降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总该是件大事。不为了记住孩子的生日，也应该记住这件大事，哪怕我的父母没有受过思维上的训练，不知道记住一件事，记住几个重点要素就好，比如时间、地点、人物。我曾多次试图循循善诱，以使我的家庭成员们回忆起我的出生日期，但是得到的总是他们急赤白咧的对于我失踪和大家的忙乱的描述。
我也曾试图提醒父亲，医院里总有手术证明或者我的出生证明之类的证据，父亲也只会挠挠头回应我：“医院没给，咱也没记得要。”那我办户口的时候呢，总得要到出生证明，提到户口我父亲终于给我急了，“你还好意思提户口，你自己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身份我自然清楚，我是整个家族的长房长孙，是我爷爷的骄傲所在。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这只是我的身份之一，我还有个身份，叫“半口人”。
我出生在一个尴尬的年代，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计划生育被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也就在我出生两个月之前。中央的要求是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像我这样踩着国策的余音出生的人一时间让很多人犯了难，队里不知怎么给我家分地，村里不知怎样安排我上学，乡里不知该怎么给我上户口。上学毕竟还是几年之后的事，户口也可以拖，但是地的事却不能耽误。
在我出生之前，我家里一共七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三姑、四姑，姐姐。当时地方上的土地政策是一口人分得土地一亩七分，我们家共有土地十二亩，我的出生按理应该多分的一亩七分地，这在当时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理论上比记住我的生日要大得多。
但是因为早在我出生前一个月，计划生育的国策出台，让我那一亩七分地的希望罩上了一丝阴影，所以全家除了姐姐，人人都在忧虑我的土地问题。其实土地问题才是大家忽略我生日的罪魁祸首，等大家开始叫我“半口人”的时候我才这么想。
队里率先自作主张分给了我半口人的地，也就是八分半。队长徐抗战满怀同情地给父亲透露了只能分给我八分半的消息，我父亲叹了口气，只能认命。
徐抗战的做法我父亲学不来，徐抗战家和我前后脚出生了个丫头，那丫头也是二胎，但是徐抗战得悉基本国策后积极应对，将二丫头的户口落在她姥爷家，应对的代价是，他家的二丫头得随她姥爷的姓。我们家绝不能这么做，因为除了“半口人”，我的身份还是家族里的长房长孙，我怎么能随随便便随了姥爷的姓呢？
因为八分半的影响，我父亲一直没敢到乡里，那时候他们还是习惯叫公社，去给我上户口，一直拖到我要上学。结果我的生日不再为人追究，直到要填户口登记册的时候，父亲信笔一挥，我就被他用那串要命的数字组合诅咒上了。另外还有一个影响，我在村子得了个外号，就叫“半口人”。
虽然是“半口人”，但我也像其他“一亩七分”一样活着，我也需要一个名字。为了我的名字我爷爷郑重地和家族里的长辈们开了一次会，族谱上我这一辈的字令是“宗”字，则我的名字就应该叫做张宗某。我那帮爷爷们只知道和我姓名类似的有位张宗昌，那么除了昌字，其余字都在可取之列。我爷爷召集其余人开会只是走个过场，他老人家已经私底下给我取好了名字，他说我生于五月十四日，五行火旺，应当有水加以平衡，但水又不宜过旺，以免熄了火气。他思谋的结果是“鸿雁于飞，集于中泽”，取中泽“水泽、草泽”之意，却要避开宋名将宗泽，所以单取一个“飞”字，于是“半口人”有了学名张宗飞，小名雁飞。
我爷爷多年后向我讲述我名字的由来，讲过“鸿雁于飞”之后雅兴不减，顺带着背了一大通不知所云的话。
我爷爷不识字，他是这么对外宣称的，我的父母也都这样对我说。
不识字的爷爷从诗经中给我取了个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名字，虽然不是多好听，但是我很满意，起码在当时算是一种另类。不另类的名字应该叫张计生才对，就像七七年至七九年的那些大孩子们都叫“防震”、“抗震”、“防动”一样。再有就是供应了我三天羊奶的杨建国，还有分了我八分半地的徐抗战。杨抗震是杨建国的儿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误以为徐抗战和杨抗震同是“抗”字辈的，徐抗战应该管杨建国叫叔。
没有生日但有了名字的我逐渐长大，逐渐有了记忆，可我总也想不出自己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我只记得小时候老是纠缠在爷爷的二十四岁。我出生那年爷爷六十八岁，那么爷爷二十四岁的那年应该是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爷爷二十四岁，二十四岁的爷爷是名军人。一九三八年，我对着这几个字眼足足愣上了五分钟，我很想从中看出点战火硝烟的味道。可是除了白纸黑字什么也没有。我实在是很懊恼，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呢？我忿忿地扔下笔，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爷爷是不抽烟的，但他喝酒。
一九三八年四月，春寒刚过，微风拂面还带有丝丝凉意的一个日子，爷爷赤着膊蹲在北城内一带墙根下大碗地喝着酒。我按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提醒过他，那天是四月六号，刚过清明。他毫不犹豫地向我吼道：“放屁，纸上的东西能有活人记得准。”我不敢反驳，因为我想听他的故事。爷爷说那天还没到清明，他记得和他喝一桶酒的十四个人都互相嘱咐，回来的人一定要替回不来的上坟。爷爷还说村西抗震他爷爷的坟就是他给上的。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六岁。当爷爷说到抗震他爷爷的时候我很得意地嚷着：我知道，抗震他爷爷叫杨烈士。爷爷的回答又是一个放屁。爷爷是个温和的人，生气的时候当着人家的面骂人放屁是他唯一的缺点。
一九三八年四月X日，包括抗震他爷爷在内的十四个人相互嘱咐给先人上坟的时候，我爷爷大碗地喝着酒，不时冲每个嘱咐他的人说一声“放屁”。二十四岁的我后来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三八年那场著名的战役。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儿庄战役，第五军团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歼敌一万，缴获枪支万余。早在我六岁的时候爷爷就问过我，“你知道咱们这头死了多少人？”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爷爷叹了口气。爷爷很少叹气，他只有想起这个问题才叹气。而且叹过气后他就要提起我大爷来，“你大爷也应该是烈士。”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总是游离不定，好象是怕我奶奶听到。而奶奶却每次都听的到，我似乎听到她嘴里还嘟囔了一句什么。
二十四岁的爷爷光着膀子喝完酒，脸已经胀的通红，他把大碗往地下一掼，就势弯腰拾起鬼头刀很豪气地一摆手说：“走。”抗震他爷爷刚给一个同伴画了一遍他家祖坟的草图，这时赶紧拎起刀，在跟上我爷爷之前还笨拙地紧了紧裤腰带。
我对爷爷的故事很有些疑问，大冷的天为什么要光膀子，何况他们都是军人。爷爷对我的问题很是不屑，“什么军人？狗屁！我是军官－－大刀队队长－－上面发了委任状的。”爷爷两眼放着光，“不是怕伤到自己人吗？还大学生，狗屁！我们何止光着膀子，大伙全一色剃了光头。”我恍然大悟。爷爷一行十五人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向北门进发了。城墙外的撕杀声震天动地。而这十五人的一队却静的出奇，就是落脚也极轻。爷爷说他当时觉得每一步都似乎踩在了自己的心上。伴随着步子，心也在“砰砰”地跳。
我每每闭上眼睛想让脑海里浮现那天昏地暗的撕杀。而我不争气的脑子起先总是一片空白。渐渐地，一溜圆圆亮亮的东西竟不请自来，它们歪歪扭扭地行进着，象是一条蛇。我努力去看才发现那是由一个个趣青的头皮组成的队伍，这队伍渐行渐远，而后又是一片空白。
我对爷爷关于那场战争日期的记忆，以及他们出发前有违军人形象的疑问都释然了。而一个更为深沉滞重的问题又困扰了我，二十四岁光着膀子的爷爷是否会想到二十四岁的我会穿上一种叫做西装的东西站在讲台上把他描述为英雄。事实足以证明我的智商不配做大学生。
不幸的是我还是做了，甚而至于现在竟还做了老师。我不知道上天这样安排对我的学生是否负责。可不谦虚地说在学生眼里我绝对是个好老师。因为在对学生的“民意调查”中我得的评语是“博学”。想来对于爷爷的光膀子和剃光头我的博学只是小儿科而已。爷爷当年躺在死人堆里翻着白眼，握刀的手不停地颤抖着。正是他的光膀子和光头救了他一命。下一队的自己人把他死人堆里抢了回来。
三八年二十四岁的爷爷应该知道二十四岁的我的样子，他可比“博学”的我智商要高，不然在上阵杀小鬼子之前他怎么就知道光膀子剃光头呢？相比之下大奶奶的智商就难免显现出某种朴素的味道。她主动承担了刺探日军军情之后就抱起我大爷每天往返与城区和孙庄之间。
我大爷当时还不到两岁，本来已被寄放在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家中。因为此前大奶奶遵照爷爷的命令正执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为大刀队队员剃头。其实我大奶奶并不会剃头，我爷爷才会。
可身为领导的爷爷要不时参加一些抗敌动员会。无奈之下我爷爷只好把手艺传给大奶奶。据说这次传艺还出现了个小插曲。动剃刀可不是个简单的活计，没有实物以供练习很难让人把握分寸。可是到哪去找个实物呢？最终自告奋勇的就是抗震他爷爷，因为我爷爷曾许诺介绍他入党。
当年抗震他爷爷临坐上椅子后又加了个条件，他要当大刀队的副队长。我爷爷很不耐烦地一把摁住他的脑袋说：“少他妈放屁，不就一个副队长吗？老子准了。”
就这样，爷爷边讲解边示范剃光了抗震他爷爷的左半个脑袋。我大奶奶眼都没眨一下抓起剃刀又剃光了右半个，当然，因为初练留下伤痕若干处。
以次推理，我行文中恐怕有些不实之处。我以上所说的脑海中的一队头皮就难免失实。其中有个头皮应该是暗淡的，最起码也应该有些暗斑吧！
抗震他爷爷做实物是相当成功的，大奶奶在爷爷头上动刀的时候就没出任何差错。这说明大奶奶有极强的领悟事物以达到运用目的的能力。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与智商毫无关系。我也并不是为我大爷抱不平，毕竟智商的高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也直接决定了我大爷命运的无法改变。
但是对于爷爷提到我大爷应不应该评为烈士的问题倒与智商没有多大关系，这只能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其关键是在于国家或是说人们能接受的作为烈士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年龄，以我大爷为例，他就义时不到两岁，这就很让人为难。
两岁不到的孩子能为抗日作出什么贡献呢？你看，我又不自觉地提出了第二个条件，即是否对国家或民族的正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按我爷爷的说法我大爷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愿意对此给予肯定。
然而我也还是要说因为大奶奶的智商问题我大爷的就义实在有点冤枉，更何况认定我大爷为烈士时至今日仍只是我的一相情愿。人嘛，好死不如赖活着。抗日是正义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自然也是两岁不到的我大爷的事业。如果我一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到显的我太小气，甚至说败坏了我们家族的荣誉。而事实是我大爷的就义并没有给我们家族带来荣誉，那我的牢骚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三八年四月X日的前一天晚间，具体时分不详。大奶奶的智商使她臆料了日军对于妇孺的宽容。在她看来，她自己高大的有些像男人的身材确实是存在某种潜在的危险性，而我大爷的存在是会削弱这种危险性的。
于是我大爷的厄运便在睡在我大奶奶怀里，沉在梦中的时候悄然来临了。地点应该是在孙庄拐上枣泗路的岔道口。大奶奶撩开两条长腿快速走动的同时上身一定保持的相当平稳。否则我大爷不会睡得那么香，不然小鬼子的刺刀从他身上洞穿而过的时候他至少应该哼那么一声吧！而他就那样沉在梦中死去了。
我很怀疑自己的心理有些阴暗，因为好多时候我竟替我大爷能那样死去感到庆幸。冤是冤了一点，在那个年代死恐怕并不是什么恐怖的字眼。那样的死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的智商让我想象是一阵枪栓声阻止了大奶奶的脚步，明晃晃的刺刀映照着冷清的月光晃到了她的眼。她的第一反映应该是紧紧地抱住我大爷。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又让我陷入了矛盾之中。如果是个局外人，在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我绝对会选择大义，而身陷其中这事还真让人挠头。我希望拦住大奶奶的鬼子中有个会说国话的。
早在三八年的台儿庄战场，对于游荡在暗夜里的一队鬼子兵，我的希望无疑只能是个奢望。
于是我又寄希望于“假鬼子”，这类人物有一种比较通俗的称谓－－汉奸。为了我大爷－一个两岁不到的孩子的一条命我竟希望有人做汉奸。如果我的学生知道我有这种想法，他们大概会送我两个字－－－龌龊。
可我得申明一点，亲情可是正义和智商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还是历史将我的矛盾碾的粉碎。我只有愤恨地听着爷爷说到大奶奶用“回娘家”三个字来回答了她根本没能听懂的日本话。负责问话的鬼子似乎并不期望得到回答，刺刀一挺，我大爷就被刺穿了。刺刀的余威还一直洞穿了大奶奶的胸膛。